今纶:广东“富可敌国”的背后,隐藏着这三个秘密!

给今纶打 call 广东人和很多省份的人不一样,后者更多是在安心打工,广东人则野心勃勃想做老板。广东的地方政府一直在做什么事情呢?放权,减少审批,把对企业可能的干扰减少到最低限度,…


给今纶打 call
广东人和很多省份的人不一样,后者更多是在安心打工,广东人则野心勃勃想做老板。
广东的地方政府一直在做什么事情呢?放权,减少审批,把对企业可能的干扰减少到最低限度,同时服务提速。
“广东模式”就是创造一个高效的服务型的制度体系,让各路神仙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去各显神通。

广东省2018年全年GDP逼近10万亿元(9.73万亿),连续第30年排名全国第一。以世界各国GDP排名来看,广东省GDP已经接近目前排名第12的韩国,可谓是“富可敌国”。
那么,广东“富可敌国”的秘密是什么?是袁庚所提出的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?还是张小龙的用户至上的价值观?又或者是任正非所言的“狼性”文化?
都不是,广东“富可敌国”的秘密来自于三个方面:

01
民间力量被充分激活

广东人对于赚钱发财、做产品有强烈欲望,他们不是“领导要我干,而是我要干,因为我就是老板”。

02
地方政府走服务路线

在广东你很难看到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公务员(有,但是非常少),他们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是“我们是提供服务的”。

03
省内各种模式竞争激烈

一些人言必称“广东模式”,其实根本没有“广东模式”,只有“广东生态”。然而,无招胜有招。

民间力量生猛鲜活

深圳人曾经有多穷?穷到每一个深圳人都想去香港,这是特指“大逃港”时代。
1952年、1962年、1972年发生过三次“逃港”潮。当时宝安县一个农民每天收入0.7元人民币,而香港则是70元港币左右。穷则思变,穷则需要杀出一条血路。
多年前,邓小平倡建特区鼓励特区勇往直前,他说:“中央没有钱,可以给政策,你们自己去搞。杀出一条血路来!”
在《大逃港》一书中,深圳宝安一位农民对作者说:“‘改革开放’这4个字,你们是用笔写的;我们是用血写的!”
随着政策放开,广东人内心的发财致富火焰被点燃,民间力量被极大地激活。一方面,港资、外资纷纷进入广东开厂设店,另一方面,广东以及来广东的外地人也开始自筹资金杀入商海。
不等不靠,不骄不躁,广东人的所谓“敢为天下先”是有先天优势条件的:自明清以来,经济增长的草蛇灰线从未彻底断裂,除特殊时段之外民间人士与海外联系频繁,对于商业模式、生产流程、销售技巧多有接触,一旦确认开放,广东人可以立即启动这些“冻结”的资源。
尤为重要的是,广东人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越战越勇,已经学会了自我迭代。广东人和很多省份的人不一样,后者更多是在安心打工,广东人则野心勃勃想做老板。而做老板就要付出代价,就要超越你的同行,超越港资、外资,就要内抚员工,外联(联系,而非联合)政府,眼中有友商,心中无友商,只管往前跑,跑出高质量、高标准的姿势(即产品)就对了。
广州跑出了微信、欢聚时代、唯品会、网易,深圳跑出了华为、腾讯、招行、平安,佛山跑出了碧桂园、美的……
激活民间的力量,“东西南北中,发财到广东”绝非虚言。老板们多年以来都是以“虹吸”模式不断吸引内地人才到广东就业,广东早在2017年的统计数据中就人口过亿,如今,广州和深圳都在人口流入城市排行榜的前三甲。
人们时常喜欢把长三角与珠三角做对比,我把自己所见过的一个真实案例提供如下:
一个广东企业家和一个上海企业家见面,广东企业家会说我们准备怎么怎么干,列出一二三四。上海企业家则会说,这怎么可以,我们很规范的,政府没有出许可文件啊。广东企业家什么话也没说,回去就开始推项目,结果大赚特赚,后来还得到了政府的表彰和许可。
广东人胆子大,野蛮生长是出了名的,他们不会做“乖孩子”,而是要通过实际行动,反向推动政府确认自己的项目和模式。
只要合法经营,有税收,有就业,广东的地方政府也乐得减少对企业的管理和约束。
长三角的另一大软肋是:人口老龄化严重,和珠三角存在巨大差异。
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定调广东的民营经济力量,自然是“生猛鲜活”,给点阳光就灿烂,要是不给阳光,呵呵,就自己创造阳光。

地方政府谦虚务实

广东的地方政府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?以我所见过的某区某部门为例,主事者对于业务非常熟悉,在10分钟之内处理多项文件的签署和落实,并提出建设性意见或者否决意见,绝不拖泥带水。
在重要城市和重要岗位上,大多数是熟悉业务的专家型人才执掌权柄,但这些人士基本都对自己有清晰定位:服务于企业和市民的服务提供者,自己不是权力高高在上的官老爷,而是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。
所以,很多外地企业到广东尤其是珠三角的广州、深圳等城市设立分公司、开展业务会很惊讶:居然有这么高效的服务效率?居然有这样的服务态度?北方城市完全没得比。
广东的地方政府一直在做什么事情呢?放权,减少审批,把对企业可能的干扰减少到最低限度,同时服务提速。
广州市工商局去年在全国率先推出“人工智能+机器人”商事登记,首创商事登记“无人大厅”“无人审批”新模式,实现“免预约”“零见面”“全天候”“无纸化”“智能化”办理商事登记。对符合标准化、规范化的申请实现“秒级”审批。
去年8月,《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(简称《实施方案》)正式出台,广州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减掉一半多,缩短至少3个月。
深圳市也是在去年年中发布第一批100个“不见面审批”服务事项清单,对于流程相对简单的事项,实行不见面“秒批”服务,已在应届毕业生人才引进中实行。
广东的官员在中国其实也是一种“异类”:在改革开放初期,他们一直在向中央“要权”,并且得到中央支持。
曾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、深圳市长的吴南生在争取设立经济特区时曾义无反顾地说:“如果省委同意,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。如果办不成,要杀头,就杀我好啦!”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也有类似的“惊人之语”,这些都与邓小平的“杀出一条血路来”的观点一脉相承。
他们是真正的历史破局者,有担当,有远见,而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帽、饭碗保持沉默,或者人云亦云。
广东人有幸,得一批历史破局者披荆斩棘,为后来的逼近10万亿打下良好基础。
今天,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定调广东的政府形象,自然是“谦虚务实”。
在内地,一个科级干部可能都觉得自己是大领导,而在广州、深圳,一个级别高得多的干部未必能有内地科级干部威风,这也是广东突飞猛进的“秘密武器”。

广东没有模式只有生态

回望历史,如果我们来总结广东发展的所谓成功模式,会发现无从下手,因为各市差异极大。
东莞、佛山、深圳、广州各有模式。佛山的模式是向内生长,政府积极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与制度,所以本土企业发展迅猛,大名鼎鼎的格兰仕、美的、志高以及顺丰(初期)都是出自于佛山,佛山模式有点德国模式的味道。
东莞则因为土地、外来人口红利、地理等优势,更加强调外向型经济,更多做“三来一补”的代工,不过现在有华为加持松山湖,结构正在向更为合理和均衡的方向转化。
深圳早就提出了“四个难以为继”,GDP的增长速度曾一度掉在天津、重庆的后面,但深圳咬牙坚持转型,守得云开雾散,科技创新、高端服务业与金融都有较为耀眼的亮点。
广州正在动能转换中,在原有的商贸、交通优势之外,再增加人工智能、信息软件和生物技术的大力推进,去年的GDP增长速度与上海、北京持平,文教医疗资源继续在华南保持领先。
这四座城市为广东GDP逼近10万亿贡献了绝大部分的份额:广州2.3万亿,深圳为2.4万亿,佛山在1万亿左右,东莞为8278亿,四个重点城市加起来差不多是6.5万亿,占到广东GDP的66%左右。只要这四个城市稳步增长,其余城市不要大幅度波动,广东2019年的GDP破10万亿应该是比较容易的。
但是什么是“广东模式”呢?从各市的情况来看,确实没有统一的标准化答案:让佛山学习深圳的先进经验,未必适用,因为深圳的地理位置以及产业布局和佛山完全不同,同样,珠海也不要指望学习广州的转型经验,因为人口、交通以及各种力量的支持太不一样。
“广东模式”就是放权,让各个地方依据自己的核心优势去放手发展。一线的指挥官最清楚哪里的力量最强大,前线指战员最清楚哪里的利润更丰厚,所以,各市有各市的模式,端上桌子就是广东省创造的一个优质产品——广东以占全国1.8%的土地面积,占全国8.03%的人口,创造了超过全国10%的国内生产总值。这是广东奇迹,更是我一贯力挺的“南方崛起”!
“广东模式”就是创造一个高效的服务型的制度体系,让各路神仙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去各显神通,“广东模式”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良好的生态环境,因此我愿意把它命名为“广东生态”。
广东未来的挑战在哪里?其一是珠三角与其他区域的不协调发展。其二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利益协调与高品质发展。
解决好了这两个关键问题,广东将会继续加速且在世界上遥遥领先。
广东没有“秘密”,只有一颗永远向上、永不止息的雄心与执行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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